1648年的春天，上海新城外的油菜花开成一片金海。十岁的农家女二丫蹲在田埂上，用树枝在泥土上划着刚学会的字：“天地人”。

“死丫头！又偷懒！”父亲提着锄头赶来，“读书能当饭吃吗？”

二丫攥紧树枝：“先生说了，陛下有旨，男女都要上学...”

“皇帝老儿管天管地，还管人拉屎放屁？”父亲拽起她就走，“回家纺线去！”

这样的场景，在帝国各处上演。尽管《义务教育令》颁布半年，民间阻力仍超想象。尤其是女子读书，被视作“败坏门风”。

李长风站在皇宫最高的天文台上，用望远镜望着郊外田畴。他看到那个被拖走的小女孩，轻轻叹了口气。

“陛下何必忧心？”教育总长刘宗周劝道，“愚民难化，非一日之功。”

皇帝摇头：“不是愚民，是穷困。农家少个劳力，就少份收成。”他转身下令，“即日起，学生每日补贴一顿午饭，另发笔墨费。”

圣旨传出，朝堂哗然。户部尚书跪谏：“陛下！全国适龄孩童逾千万，此举年耗银元三百万两！国库堪忧啊！”

李长风淡淡道：“那就加征烟草税。不愿孩子上学的，多半是抽烟喝酒的。”

更妙的在后头。皇后朱清漪突然建议：“何不设‘女红学堂’？教女子纺织刺绣，产品售出分红。如此既读书，又创收。”

试点设在松江府。果然，当第一个女孩用刺绣挣回铜钱时，父母态度大变。附近村民甚至主动要求扩建学堂。

但真正的转折发生在秋天。二丫的父亲染疫病危，郎中摇头而去。女孩突然想起自然课教的青蒿方子，冒险上山采药，竟真救活父亲！

老农康复后，扛着“皇恩浩荡”的牌匾敲锣打鼓游村：“读书真能救命啊！”此事登了《帝国日报》，成为义务教育的活广告。

与此同时，大学建设遭遇更大挑战。南七北六十三省，各省都想把大学建在省府，争得头破血流。

李长风大手一挥：“都不必争！大学选址依三原则：一近资源，二避繁华，三地价廉。”

于是国立大学分布令人瞠目：矿冶大学在山西煤矿边，海事大学在厦门荒岛，农林大学干脆设在东北黑土地里。

最绝的是“帝国科技大学”，竟放在安徽某无名山下。只因皇帝说：“此山有磁矿，适合研究电磁学。”

老儒们痛心疾首：“大学不近市井，学子如何经世致用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