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去南边看看。”吃饭时，他突兀地说。

陈建国抬起头，看了他很久，才“嗯”了一声。李秀兰想说什么，最终只是往他碗里多夹了一筷子酸菜粉。

一九八八年初春，陈岁安踏上了南下的列车。

深圳像一口沸腾的大锅。推土机的轰鸣日夜不休，尘土飞扬中，一幢幢高楼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拔地而起。满街都是穿着喇叭裤、花衬衫的年轻人，拎着硕大的公文包，操着各种口音，谈论着“股票”、“批文”、“外汇券”。霓虹灯彻夜不熄，港台歌曲从每一个有喇叭的店铺里汹涌而出，声音大到能淹没一切思考。

陈岁安在这里混了几个月。凭着能写会算，在一家不大的建筑公司找了个绘图员的临时活。他跟着工头去喝过油腻的夜茶，在嘈杂的大排档里听过人们吹嘘如何一夜暴富，也见过天桥下蜷缩着、眼神空洞的失败者。这里的一切都很快，很吵，很新，新到没有任何历史的阴影。人们只关心明天能赚多少钱，下个月房价会不会涨。

最初，这种喧嚣确实麻痹了他。可渐渐地，另一种空虚感攫住了他。这里的太阳太烈，晒不透他骨子里的寒意；这里的饭菜太甜，压不住他记忆里松针和腐叶的苦味。晚上躺在闷热的集体宿舍里，听着窗外永不间断的车流声，他反而会不可抑制地想起靠山屯的寂静，想起林海雪原上风吹过树梢时那种低沉的、万物有灵的呜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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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重要的是，他发现他无法真正融入这种“向前看”的狂热。当同事们热烈讨论着如何弄到一张去香港的通行证时，他脑子里闪过的，却是曹青山那只独眼凝望山林时，深不见底的忧虑。当人们嘲笑一切“老传统”、“旧思想”都是阻碍致富的绊脚石时，他耳边响起的，却是白栖萤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有些债，你不还，它就会找上你最在乎的人。”

深圳治不好他的病，只是让他更清楚地意识到病灶所在。

一九八八年的深秋，当深圳依旧闷热如夏时，松花江畔的靠山屯，已然染上了一层厚重而辽阔的金红。

陈岁安背着那个随他南下又北归、边角已然磨损泛白的军绿色背包，走下喷着黑烟的长途汽车。脚踩在坚实的、微微冻硬的乡土路上时，他竟有一种虚脱般的踏实感。

太阳正斜斜挂在山梁上，光线绵长而温柔，给远处的林海、近处的屋舍、以及蜿蜒的辽江支流，都镀上了一层蜂蜜般的光泽。空气凛冽地冲进肺叶，带着一股熟悉的、复杂的味道——刚收割后的庄稼茬子的清苦，堆积的落叶缓慢腐烂的醇厚，远处松林释放的冷冽辛香，还有江水特有的、淡淡的腥甜。这气息粗暴地挤走了南方那潮湿甜腻的空气，钻入鼻腔深处，瞬间唤醒了他身体里每一个沉睡的、属于这片土地的细胞。

“岁安！”

货站那熟悉的木格子门被推开，父亲陈建国小跑着出来，身上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。不过半年多光景，他鬓角的白发似乎又密了些，在夕阳下格外刺眼。他习惯性地搓着手，那是长年与冰冷山货打交道留下的印记。母亲李秀兰紧跟着出来，围裙上沾着没来得及拍掉的木耳碎屑，手里还攥着一把没摘完的豆角。

“咋瘦成这样？”李秀兰抓住儿子的胳膊，力道很大，仿佛要确认这真是她的骨肉。她的眼睛迅速蒙上一层水光，目光在他脸上来回逡巡，像是要找出这几个月在外漂泊刻下的所有风霜。

陈岁安咧了咧嘴，想扯出一个轻松的笑容，但脸部肌肉有些僵硬，最终只形成一个勉强的弧度。他没说深圳工地上啃冷馒头赶图的夜晚，没说面对那座陌生城市繁华时的格格不入，也没说内心深处那始终无法驱散的、源自家族往事的阴霾。他只是哑声叫了句：“爸，妈。”

晚饭是久违的家的味道。野蘑菇是曹蒹葭前些天送来的“趟子蘑”，和小公鸡一起炖在铁锅里，汤汁金黄浓稠，鲜香扑鼻。棒子面饼子烙得两面焦黄，咬一口，粗粝扎实的粮食香气盈满口腔。陈建国拿出了珍藏的高粱酒，给儿子倒了小半杯，琥珀色的酒液在灯光下荡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