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某议员高谈“减税惠商”时，皇帝突然问：“减税之后，官府开支从何而来？”

议员恭答：“可裁减吏员...”

“裁了吏员，谁来做实事？最终还不是要加派杂捐？”

又有人提议“严惩贪腐”，皇帝冷笑：“一个知府年俸八十两，却要养幕僚、应酬、孝敬上官。不贪腐，难道喝西北风？”

满场寂静。李长风起身走向讲台：“朕这些日走了三府九县，见闻颇多。今日与诸位算几笔账。”

他列出杭州知府明面收入：年俸80两，养廉银200两。实际支出：聘师爷200两，应酬300两，孝敬巡抚500两...“若不想办法弄钱，除非卖家产！”

议员们面面相觑。皇帝突然拍案：“所以问题的根子不在贪腐，而在制度！要让官员不必贪，不敢贪，不能贪！”

翌日，成立“新政筹备处”。首项改革竟是“高薪养廉”：知府年俸涨至2000两，但家产需公示，离任审计。

第二项震动更大：裁撤所有“非经制吏员”，改设“公务员”。公开考试选拔，年龄限18-35岁，需熟读《新政条例》。

老臣们纷纷反对：“寒门子弟哪读得起书？”

皇帝反手推出“官学计划”：每县设免费学堂，专教新政律法。首期学员竟是那些被裁的师爷书吏——“既然熟悉政务，考过试照样录用。”

最厉害的是第三把火：成立“都察院巡回法庭”，独立于地方官府。百姓可越级告状，查实则重奖告状人。

新法试行首月，杭州知府就撞枪口上。那个强占民田的乡绅被巡回法庭判斩立决，知府罢官抄家。百姓分还田地那日，万人空巷跪谢皇恩。

但阻力比想象更大。不久传出谣言：“新政实为暴政，皇帝要尽诛旧官”。南方数省官员联名上书，请缓行新法。

李长风也不强压，反而下“罪己诏”：“朕操之过急，致百官不安。今暂停新法，另设‘新政问策台’，广纳建言。”

问策台前，每日人潮涌动。有老儒痛斥：“科举取士千年不易，岂能改考什么新政条例！”

也有青年反驳：“只会八股文的官，知道怎么修铁路算账吗？”

最精彩的是个女童发言。她挤到台前大声说：“我娘是织工，每天织布十丈，工钱只够买米。知府大人却说他俸禄不够花。请问是布贵了，还是米贵了，还是人心贵了？”